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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对家庭养老影响研究

       内容提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面推进,是研究农村家庭养老状况的重要社会背景。论文通过对湖北三地 868 份样本的定量分析,发现新农村养老保险对家庭养老存在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家庭养老功能影响不平衡以及对家庭养老地位影响不平衡。论文探讨了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由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对家庭养老影响研究
 
      家庭养老是人口学、社会学、社会保障等学科与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界对家庭养老的功能和地位都进行了高度的肯定。姚远( 2001) 认为家庭养老不仅仅是一种赡养老年人的手段,同时家庭养老内涵的文化资源是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之一。穆光宗( 2003) 认为家庭养老是最古老,最基本、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富生命力的养老,全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国外学者 Sussman( 1985) 和 Keith( 1985) 认为家庭是人类分配生活和生产资最基本的单位和最长久的制度,家庭养老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之上的代际交换行动。1982 年世界老龄大会就指出家庭养老作为一种非正式支持,在对老年人照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 WTO) 编撰的《家庭养老的国际经验》一书中,也对家庭养老在老年人生活照顾以及情感支持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与市场经济发展背景,家庭养老功能也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根据学者们的文献,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因素大体可以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现代化的进程。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过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深刻影响着农村家庭养老。费孝通( 1947) 指出,日夕相处一堂的父子和万里云山相隔的父子,即使都是父子关系,可是实际生活的关系相差可能很远。贺志聪、叶敬忠( 2010) 通过对安徽等五省的调查数据显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生活照顾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尽管郑军等人( 2010) 认为由于中西方家庭养老环境的差异明显,而且在社会发育早期就已经存在。一方面,中国的大家庭至今仍有适合的文化环境; 另一方面,双方养老的家庭文化观不同,中国长期存在尊老爱幼的传统,西方的传递赡养模式未必能在中国家庭文化中适用,但是学者们( 杨复兴,2007; 陈功,2009) 还是深刻的指明西方的个体化思想严重地侵蚀着家庭养老的伦理基础———孝文化。
 
      Goode( 1970) 指出,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求越老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原本的家庭与土地,父代与子代之间的社会距离在拉大,使得大量的农村老年群体与子女分离,子代无法在家赡养老人。Goode 还指出,在工业化进程,由于子代能获得更多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更好的经济收入来源,子代对父代的依赖性在降低,父代在家庭的地位在降低,同时接受子代的经济赡养也在降低。
 
      第二,文化因素( 家庭伦理、社会风俗、家庭传统等) 。家庭养老的伦理基础———孝是国内外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Whyte( 2003) 、Whyte&Xu( 2003) 认为城市文化中对个体价值的重视,会逐渐淡化集体的家庭观念。同时由于农村的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化,农村村级行政机构对家庭事务的回避,农村的社会舆论对家庭养老行为的控制能力在降低,尊老的社会风俗与文化传统受到挑战( 杨复兴,2007) 。费孝通( 1983) 指出分家的传统与社会习俗衰退,造成许多家庭养老问题。学者 Goode,1970; 阎云翔,2009; 宋璐,2011 等) 通过家庭中媳妇地位提升,讨论了家庭传统结构的变化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
 
      第三,人口结构( 主要体现在性别,家庭结构与规模以及人口老龄化等) 。性别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在父代与子代上都有体现。在父代上,女性比男性接受供养状况要低,女性往往比男性更需要经济上的扶助( Harris,1975; 陈功,2003) 。在子代上,男性比女性对老人的供养具有更大的责任,同时父母也更希望由儿子来进行供养( Yang,1996; Sun,2002; 张文娟,2004) 。
 
Kwan( 2002) 指出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改变对家庭养老的功能存在着重要影响,主干家庭比核心家庭具有更强的支持力。穆光宗( 2002) 通过对东亚三国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家庭养老最重要的资源是生育资源。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影响更明显( 费孝通,1983 年; Wu,1991) 。同时在家庭内部构成中,媳妇的地位在家庭生活作用明显,媳妇角色已成为家庭所认同的核心角色,对家庭养老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费孝通,1983; 阎云翔,2003; 石艳,2004) 。人口的老龄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子代赡养的压力上,老年抚养比居高不下,家庭潜在的照顾资源在减少( 王金安,2003; 刘永平,2007; 周莹,2009;梁瑞敏、毕可影,2010 等) 。
 
      第四,公共政策以及公共产品的介入影响。学者们( 穆光宗,2002; 阎云翔,2003; 贺雪峰,2006 等) 论述了国家生育制度、婚姻法以及村庄治理对农村私人生活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徐勤( 2011) 指出在公共产品的强势介入下,影响到家庭养老的作用。胡仕勇、赵鑫( 2012) 通过调查发现,子代对公共产品比如农村养老保险普遍支持的态度,借以减轻自身的养老压力。在养老模式选择中,家庭养老地位有所下降,从而可以发现家庭养老与公共产品之间存在着挤兑效应。
 
      既往的文献分析了影响农村家庭养老的诸多要素,并且已有学者涉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但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具体内容以及影响方式还欠缺明确的分析和论证。论文通过调查数据论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具体内容以及影响方式,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
 
      同时我国于 2009 年 9 月 1 日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 “2009 年试点覆盖面为全国 10%的县( 市、区、旗) ,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在全国普遍实施,2020 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十二五”期间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分析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从而推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也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